张新颖评《千里江山图》︱小说家的两个名字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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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394页,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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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新颖


孙甘露的长篇《千里江山图》一出,即有争相阅读之景象。初始的反应,惊讶,大呼意外。


出乎谁的意外呢?当然是大多数读者。孙甘露先锋小说家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以致难以想象另外的样貌。


那会不会也出乎作家本人的意外呢?这就难说了。我不能代作家来回答,但很有兴趣猜测,或者说,胡思乱想。


形象这个东西,是一时一地建立起来的,即便得以流传久远(譬如写入文学史),也无法据此推断这个人的此前、此后,甚至当时。当然有不少人终生致力于一种形象,这是一种自觉;有人有这样的自觉,另外还有人有别样的自觉。


别样的自觉就是,形象,或者身份,就是形象或身份,哪怕极好极高的,也别被它限制住,限制住人的丰富和变化。


从前有一个邮递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探索实验的浪潮中跻身先锋,而且在先锋中也卓然独立,我们因为读了这些小说而知道(更多是想象)了这个作者,顺理成章地以先锋作家来标记他;但对于这个人自己来说,我们能因此而认定先锋写作就比骑邮政单车穿行街巷的十年青春更重要?后一种身份可以覆盖前一段生命?


后来,这个人几乎是离开了创造纸上语言王国的个人活动,去办一份大受年轻人追捧的都市时尚周报;再后来,更是到机关做具体繁琐的日常工作,在各种牵扯纠葛中付出实际的努力,做成实际的事情。从《访问梦境》式的精神漫游,到脚踏实地的腾挪游刃,要说意外,这个时候就让不少人意外了吧?


所以《千里江山图》,也不是孙甘露第一次让人意外。而常常让人意外的人,他自己未必是意外的。外人意外的是形象或身份或其他什么的变化,而他本人未必意外的是,他还是这个人,人的能量在不同时机有不同的外化形式,而能量一直在;即使是不同的形式,其间也未必就能截然区分,内里说不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乃至曲折的贯通。


就譬如,邮递员的职业生涯和《信使之函》之间具有最表面的关联,可谁又敢说,表面的就不是深刻的呢?而现在,我更愿意想象的是,当年那个从一个街区拐进另一条街区,从一个弄堂穿到另一个弄堂的送信人,在他散漫无羁的思绪里,会不会有一刻,或者有许多时刻,把自己假设为一个侦探,一个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员,一个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孤独英雄?他读了很多书,着迷于外国文学和艺术,可即便如此,他也一定看过那个年代大家都看过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影,而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是特务和反特。


我当然不至于说他那个时候就在为写《千里江山图》的谍战做准备,连无意识的准备也算不上。我得谨慎一点,只是说,他如今写了这么一部长篇,不是特别奇怪的事;说得夸张一点,说不定写作这么一个故事,变相地实现了一个梦想。

孙甘露

要是你觉得这样扯太虚了,我就再说稍微实一点的。还是譬如,职业性的穿行游荡,心里存了一张路线图,年长日久,会比一般人更熟悉也更敏感城市的空间,它的布局,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联通和它的阻断,它的隐秘角落,它的各种气息——这一点还可以再追加上少年时不断在这座城市里搬家的经历;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他身在其中的城市也就有了层叠的痕迹,细密的皱褶,不是一眼看上去那么表露无遗,他身历的历史,他身历之前的历史,附着于这座城市,在一个对它熟悉、与它亲和、敏感于它的神经末梢的人眼里,就变成了蕴藏许许多多内容的空间。这些年,孙甘露与多方合作,策划设计一些城市文化地标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这种能力还真不是突发奇想、凭空而起。这种能力也用在了《千里江山图》上,为一个故事设计它所需要的城市空间,大空间,小空间,明空间,暗空间。



啰嗦了这么多,还没有落到这部新作上,挺让人着急,我自己也急。已经有不少慧眼先见,我再重复,意义不大。我读时和很多人的感受一样,拿起来就很难放下,强烈的吸引力持续始终——谈论能达成这种阅读效果的作品,远了,不切题;近了,就被它吸进去了。不即不离,难。


先说语言。不再是“汉语中的陌生人”的语言,而是熟悉的现代汉语,控制适度的陌生化;多短句,及物,简洁,不凝滞。


这就带出了节奏,快,急促。“比缓慢更缓慢”的作家,这一次,叙述速度起来了。先锋时期的语言,绵长不尽,形成极强的韵律感;如今,语言干净、利落,句与句之间的切分,仿佛敲击的鼓点,敲打出紧迫的节奏。所以你读得快,拿起来放不下。


这是整体上的感受,细究起来,这样说也有问题。我知道很多人读这本小说,读着读着,回过头来往前翻,越到后面,往前翻的次数越多。这就是说,第一次读的时候,漏掉了什么。小说的语言简洁清晰,但清晰不是透明;说这样的语言及物、指实,但及的什么物,指向哪种实,还需要分辨;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声东击西,正说,反说,闲说,都需要琢磨。谍战小说嘛,这样的语言,才对路。就是简单的文字,也有复义、歧义、真义,也有玩味的空间。所以,是我们熟悉的现代汉语不假,却不是一览无余的,叙述的行进过程中,时不时就会提醒你一下,前面有什么东西你还没完全明白。


你本来是被紧迫的节奏带着急切地阅读,但又不得不停下来往前翻找匆匆读过的段落、章节,这样一来,这个节奏就不是一冲到底的,暂停,回头,重新发现,回味。这个时候,就渐渐升起了回旋的韵律。有人把小说读了一遍之后,又重新完整地读一遍,第二遍不那么紧张了,节奏还在,但分明多出了属于全篇的旋律,回环往复,不绝如缕。


这样的效果还跟叙述的密度有关。密度,就是信息量,我们都读过一些没有多少信息的小说,好像文学与信息无关似的;我们也读过一些有一大堆散乱信息的作品,好像是堆放物品的仓库。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那样,这部作品的作者无疑做了大量的功课,接触和搜集了那个时空的五花八门的杂乱信息,但一大堆信息还得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知识,这些知识还得再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投射进作者自身的感受力、经验、直觉、感情、想象,变成作品的有机分子,让它们活跃起来,加入到叙述的推动中。这个过程多少有点类似于作品中一个人物经历的过程:凌汶到广州查考牺牲了的丈夫的踪迹,一步一步走进实地,眼前所见的一点一滴,终于唤醒了她记忆中已经模糊的照片,等到那张照片在她脑中清晰起来,和身处的情境互相对照,意想不到的真相豁然显现。也就是说,一张旧照片所含有的信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到这个时候才泄露出来。岔开来说一句,这一章的叙述极具张力,当凌汶心里一点一点清楚明白起来的时候,她个人的命运也正一步一步走进越来越深的黑暗。


还有叙述的难度。难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智力问题。我所以要说智力,实在是因为,我们的文学大多时候是忽视智力的,至于以智力为核心因素、能够给阅读带来智力上的愉悦的作品,太少了。这一点我只点到为止,免得伤人。《千里江山图》当然不只是写智力博弈,但要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叙述一个不可能的故事,不仅缺不了智力,而且必须让它在极限的条件下登场,并且有始有终,终成可能。



很遗憾我不能具体分析情节、人物、关键节点,否则就涉嫌剧透,尤其对于谍战小说,简直是重罪。我就另外转述个小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好几年前我听孙甘露讲的,读《千里江山图》,又碰到了它,只是稍微改头换面了一下:


金先生最爱明四家,做梦都想要一幅“仇英”,行里都知道。有一天,有人上门,拿来一幅仇英的小画,金先生喜之不尽,特地约请沪上书画界的一位行家,一起鉴赏。行家细细观摩,然后说,这幅画是假的。既然是假的,当然不收。售画人离去,行家也告辞。金先生多了个心眼,让人跟着,看见这位行家拦着售画者横竖要买。金先生大怒,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让人捎话给行家,愿意加价一倍。


小说里,这故事是陈千里和易君年第一次碰头,易君年讲的。陈千里没有犹豫,说,“那幅画是假的”。易君年接口,“那位行家自己画的”。


这个故事有几个值得玩味的层次,还有一个层次是小说里省略掉的:现实里,这幅画既经某位名公收藏,有了背书,以后流传,大有可能是越来越真了。


我不是要说这个故事在小说里面的作用,而只是说,小说的作者如此乐道这个故事,不是没有缘由的。他自己写了一个大故事,其中的层次、转折、真伪之辨,自然比这个故事复杂得多,也惊险得多,其间的门道,却多有相通。



但《千里江山图》只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展开的主要地方是上海,我前面说过,作者为一个故事设计了它所需要的城市空间。话可不可以反过来说,作者是为了写这个城市,才设计了这样一个故事?


也许很难找到别的什么,比得上一个谍战故事更方便、更适合表现这个城市的了。谍战人员超出一般人的限制,不仅出入各种场所、人群,而且他们必须比一般人更敏感于自身所处的周遭,必须具有更强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他们不断转换身份,也即意味着他们不断转换眼光打量这个城市,感受这个城市;他们深入探查这个城市的秘密,而他们自身的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秘密的一部分;他们是这个城市身上最灵敏的感官,而且他们要把他们的感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为这个城市的运转不息加入看不见的力量。


叙事学区分作者和叙述者,那也就是说,小说家有两个身份,两个名字,正如间谍。而如果小说家写谍战小说,差不多就是,间谍写谍战小说。小说家间谍不为别的,只为找到他特殊的发现。大家都知道的无须劳动间谍,无须劳动小说家。


孙甘露写他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这个城市,我在朋友圈看到《千里江山图》的责任编辑李伟长引用作家的说法:把写上海比作写一位爱人,“它有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但还有一个名字,只有你才会这么称呼它,写作就是找到这个特殊的名字”。


与此对应,是不是可以说:孙甘露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但还有一个名字,只有上海才会这么称呼他。如果你觉得不知所云,就当它只是一个玩笑好了。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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